“今承大位,改元崇祯……”
天启三十二年,皇太子朱慈煊即大位,改元明年元为崇祯,是为崇祯皇帝。
朱慈煊出生于隆庆元年,即位时五十五岁,由于性格羸弱,所以朱由校一直不喜欢他,直到天启三十年才将他册立为太子。
即位后,朱慈煊翻看了内廷的无名书,这才了解自家父亲为什么不选择自己。
当下的大明,无疑已经开始陷入困境,而性格不够强硬的自己,显然无法带大明走出这点困境。
虽然知道了这点,但朱慈煊却无力改变。
如今的大明,已经不是皇帝的一言堂了,从仁宗下放权力开始,皇帝就陷入了需要倚重臣子来改革的局面。
再往后的改革,每改革一次,皇帝的权力都会在无形中被下放一次,大明传到朱慈煊手中的时候,皇帝虽然在中枢还有绝对的话语权,可在地方上却并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了。
地方上的资本与官吏和武官勾结,哪怕士兵知道自己效忠的是谁,皇帝却无法直接指挥士兵。
就连朱慈煊的爷爷、父亲所能做的,都是指挥上直的部分兵马,例如燕山、吉林、天策、龙骧四卫,便是如今天家所能不经兵部和六军都督府直接调动的军队。
其余的上直十二卫,要么武官中立,要么就是早早被人拉拢。
锦衣卫、东厂、西厂、内行厂……
这些曾经皇帝的耳目,也早早腐朽,不堪重用。
正因如此,朱慈煊即位后的第一件事,便是裁撤厂卫,仅保留锦衣卫一个谍报组织。
对于百姓们来说,厂卫的裁撤或许是茶余饭后的话题。
可对于朝廷内部的人来说,大部分人都知道,所谓的厂卫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,它存不存在都改变不了当下的情况。
改革没有所谓“完成时”,只有“进行时”,但凡断了一次,后面的人不管再怎么努力,机会始终都已经消失了,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在延续死亡罢了。
认清了现实,朱慈煊只能延续天启年间的政策,提拔一批还算清廉的官员来不断进行京察。
只可惜所谓的京察,也不过是打打小鱼小虾,无法连根拔起罢了。
崇祯二年,英国下水万吨级别驱逐舰,同年的法国、西班牙等国都在陆续下水万吨驱逐舰。
此外,他们开始着手研歼击机和轰炸机,一轮属于西洲的军备竞赛由此展开。
为了预防有可能生的战事,朱慈煊秘密令六军都督府制造航母,改良各类军械,并对上直陆军和东洋、东海、大明洋、南洋、南海等满剌加海峡以东舰队展开换装。
崇祯三年,大明军费从原本每年三千八百万两,提升至四千五百万两,占比同年财政收入的13。8%……
同年,西洲各国军费最高的为法国四百六十万两,其余大多在二百万到四百万之间,军费占比财政收入基本在3o%-4o%之间。
这一年,奥斯曼的军费是六百万两,占比财政收入为48%……
对于殖民地的争抢,主要是昆仑洲北部地区。
崇祯四年,奥斯曼国准备在埃及地区修建一条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运河,遭到大明谴责而终止。
尽管这条运河的修建对大明也有一定好处,但这却触及到了昆仑宣慰司的利益,而昆仑宣慰司的利益也就是六军都督府的利益。
针对这一点,六军都督府与六部的扯皮由这一年展开。
对于六部和资本而言,运河的修通无疑能缩短西洲代工的时间,而时间就是成本。
对于六军都督府而言,运河一旦修通,那就代表昆仑角的重要性下降,可直接获得的利益也将下降。
双方的扯皮并没有持续太久,毕竟军中不少资本也希望缩短前往西洲贸易时间,更何况大明承平五十余年,没有新晋武勋担当中流砥柱,大部分勋臣武官早就转向文治了。
大部分国公府都是军政一把抓,运河能否修通,他们都可以获利,所以他们的态度并不坚定。
正因如此,这场所谓的扯皮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结局,而文官那边扯皮的,是认为这条运河应该由大明朝掌握,而非一个小小的“鲁迷国”。
七月,大明礼部左侍郎祝祯与奥斯曼交流,认为这条昆仑洲运河,可以由大明出资修建,建成后由大明驻军保护,税收则是由大明拿八成,奥斯曼拿两成。
形势比人强,尽管奥斯曼凭借大明最大代工厂的身份,拥有两千四百万两财政收入和二千六百万人口,但相比较大明朝,他们还是太过脆弱了。
八月初二,《昆仑洲运河条约》签订,昆仑洲运河项目开始启动。
同时,东洲运河(巴拿马运河)项目也随之启动。
两项运河工程耗费达到五千万两,但这次户部却格外大方的调拨了钱粮。
这两条运河,早在五十年前,大明便已经有技术可以修建,但碍于当时小冰河活跃期耗费钱粮太多而不得动工。
小冰河活跃期结束后,户部又背负十亿的国债需要偿还,如此便拖了四十年,直到今日才得以动工。
五千万两对于西洲各国是一笔天文数字,但对于大明朝来说,即便国库空虚,可一旦行国债,便能很快聚敛大批财富。
五千万两,平摊到大明朝九亿人口上,也不过每人五十几文罢了。
崇祯五年三月,两条运河正式修建,同年大明朝第一座黄河大桥落座在开封府。
五月,南京长江大桥提案通过,但具体考察过后,以技术不达标而取消提案。
崇祯六年,工业国家开始全面探索世界的每个角落与各個部落,同年大明成立南极科研团队和冰岛(格陵兰)科研团队